徐玑(一一六二~一二一四)字文渊,一字致中,号灵渊,永嘉人,有“二薇亭诗集”。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──字灵晖的徐照,字灵舒的翁卷,号灵秀的赵师秀──并称“四灵”,开创了所谓“江湖派”。
杜甫有首“白小”诗,说:“白小群分命,天然二寸鱼”,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。我们看到“四灵”这个称号,也许想起麟、凤、龟、龙,但是读了“四灵”的作品,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。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、“资书以为诗”,就要尽量白描、“捐书以为诗”,“以不用事为第一格”;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,江湖派就抛弃杜甫,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。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,由叶适极力提倡,而在“四灵”的作品里充分表现,潘和叶也是永嘉人。叶适认为:“庆历、嘉祐以来,天下以杜甫为师,始黜唐人之学,而江西宗派章焉”;“杜甫强作近体……当时为律诗者不服,甚或绝口不道……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,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!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,今人皆不能到……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”。朱熹批评过叶适,说他“谎话只是杜撰”,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:“譬如泰山之高,它不敢登,见个小土堆子,便上去,只是小。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。他说杜甫“强作近体”那一段话,正所谓“只是杜撰”;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,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、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、潘阆、魏野等的诗,正所谓“只是小”。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、潘阆、魏野所承袭的──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──狭隘得多,主要指姚合和贾岛,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,就是赵师秀所选“二妙集”里的“二妙”。
经过叶适的鼓吹,有了“四灵”的榜样,江湖派或者“唐体”风行一时,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“派家”的势力,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,所谓“旧止四人为律体,今通天下话头行”。名叫“江湖派”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──像徐照和翁卷──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──像徐玑和赵师秀,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“钜公”,譬如叶适、赵汝谈、刘克庄等。名叫“唐体”其实就是晚唐体,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;江湖派不但把“唐”等於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,更把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限於姚合、贾岛,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,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“四灵”所谓“唐诗”是狭义的“唐诗”。“四灵”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,全集很少变化,一首也难得完整,似乎一两句话以後,已经才尽气竭,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:“一篇幸止四十字,更增一字,吾未如之何矣!”可是这“四十字”写得并不高明,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,像律赋或时文的“破题”;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,换句话说,还不免“资书以为诗”,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。
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。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,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,而语气不贯,意思不达,不及“四灵”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。所以,他尽管是位“大儒”,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;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,飞得既不高又不远,终不失为飞禽,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,力气很大,也生了一对翅膀,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,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。
--钱钟书<宋诗选注> 911chax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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