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子翚(1101-1147),字彦冲,号屏山,一号病翁,建州崇安(今属福建)人。著有《屏山集》。 911chaxun.com
刘子翚(一一○一~一一四七)字彦冲,自号病翁,崇安人,有“屏山全集”。他也是位道学家或理学家,宋代最大的道学家朱熹就是他的门生。批评家认为道学是“作诗第一对病”,在讲宋诗──还有明诗──的时候,也许应该提一下这个问题。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敌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,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“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”,但是宋代道学家对诗歌的态度特别微妙。
程颐说:“作文害道”,文章是“悱优”;又说:“学诗用功甚妨事”,像杜甫的写景名句都是“闲言语,道他做甚!”轻轻两句话变了成文的法律,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。不但道学家像朱熹要说:“顷以多言害道,绝不作诗”,甚至七十八天里做一百首诗的陆游也一再警告自己说:“文词终与道相妨”,“文词害道第一事,子能去之其庶几!”当然也有反驳的人。不过这种清规戒律根本上行不通。诗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个无休无歇,妙的是歪诗恶诗反而因此增添,就出于反对作诗的道学家的手笔。因为道学家还是手痒痒的要作几首诗的,前门撵走的诗歌会从后窗里爬进来,只添了些狼狈的形状。就像程颐罢,他刚说完作诗“害事”,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“谢王子真”七绝;又像朱熹罢,他刚说“绝不作诗”,忙忙“盖不得已而言”的来了一首“读‘大学’‘诚意’章有感”五古。也许这不算言行不符,因为道学家作的有时简直不是诗。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“害道”,那末就可以粗制滥造,所谓:“自知无纪律,安得谓之诗?或者:“平生意思春风里,信手题诗不用工。内容抒情写景既然是“闲言语”,那末就得借讲道学的藉口来吟诗或者借吟诗的机会来讲道学,游玩的诗要根据“周礼”来肯定山水,赏月的诗要发挥“易经”来否定月亮,看海棠的诗要分析主观嗜好和客观事物。结果就像刘克庄所说:“近世贵理学而贱诗,间有篇讠永,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。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,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,那仿佛造屋千间,缺了一间;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,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;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,所以并没有“害道”,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,并没有升堂入室,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。这样,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。
北宋中叶以后,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;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,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。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的不写好诗,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,影响到许多诗人。有名的像黄庭坚、贺铸、陆游、辛弃疾还有刘克庄本人都写了些“讲义语录之押韵者”,小家像吴锡畴、吴龙翰、陈杰、陈起、宋自适、毛珝、罗与之等等也是这样。就像描摹道学家丑态的周密也免不了写这一类的诗,甚于取个“草窗”的笔名,还是根据周敦颐和程颢等道学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。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,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,放射出浓郁的“头巾气”;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,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。
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,“讲义语录”的比例还不大,肯容许些“闲言语”,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,例如朱熹。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,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。他沾染“讲义语录”的习气最少,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,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,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。极口鄙弃道学家作诗的人也不得不说:“皋比若道多陈腐,请诵屏山集里诗”。他跟曾几、吕本中、韩驹等人唱和,而并不学江西派,风格很明朗豪爽,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。
--钱钟书<宋诗选注> 911chax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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